日前，在萧山案立案复查近6个月后，浙江高院再审宣判：撤销原审判决，认定5青年两起抢劫杀人罪不成立。原萧山案二审审判长张德宝表示，当年此案没人敢提出“疑罪从无”，没人敢表态无罪。前后经历两任院长，第一任院长没定，第二任院长拍板，才按“疑罪从轻”改判。（《新京报》7月3日）

　　不敢表态，就是明知道拿不准，怀疑有冤情，也要服从于“集体决定”。于情理上说，来自上级、领导的压力，确实不轻松，然而，法律上的事情却不是情理。法官、检察官应该都是宣过誓的，即便宣誓中不曾说“以生命捍卫法律尊严”，但理念上就应该是这么回事。笔者并非唱高调，司法问题关乎社会公正，关乎所有公民的切身利益，而具体到每一起刑事案件，稍有差错都将毁掉当事人一生，毁掉一个家庭；司法的问题上调子唱得再高，我认为都不过分。对于法官和所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人来说，唱不了高调，不能坚持原则，顶不住压力，即便法律上不算犯罪，但从职业操守上说，却是实实在在的失职。

　　我认为，司法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，因为这种职业首先并不是一个饭碗，比如法官不能说，我们也要吃饭，所以就不能不看上级的脸色行事；法官首先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，应当不遗余力地捍卫法律尊严，视法律为生命。虽说现行司法体制下，法官确实有上级，有个人服从组织的要求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既为法官、司法人员，对任何要求和精神，都不能无原则顺从，“饭碗”不是理由，仕途利益更不是。而实际上，在很多背离法律原则的问题上，一些司法人员首先考虑的都是个人得失，才不顾法律原则，甚至昧着良心接受“协调”。

　　最高法官员曾撰文表示，一些法院尽管出了如赵作海、“叔侄强奸”这样的错案，但法院还是立了功的——毕竟人头没落地。这种“退而求其次”的让步，实质上将司法职业操守底线降低了。一旦司法人员在职业操守底线上留有余地，就等于说：法律原则、司法公正可以存在一定的变通系数。而这种“系数”如若存在，拿什么保证它不会伸缩？如此一来，公民权益难免成为牺牲品。

　　不敢坚持原则，可能有许多理由，但一万个理由也抵不住一个理由——职业操守，如果不能坚守，就应该放弃司法职业。饭碗也好，仕途也罢，都不可以建立在牺牲司法公正之上。

（原标题：冤案中的司法职业操守考量）